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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個大家都還在用無名小站的時代。我剛考上研究所搬到了日本,而國小同學令真則到了紐約唸
Law School。其實小學畢業後我們再也沒有聯繫過,然而網路的力量讓我們再度有了連結,在紐約的夜晚她看著我在東京賞花做菜,在東京的清晨我看著她上法院旁聽後記下的心得。
雖然無名小站已經消失,我也不曾備份,但令真的文筆非常好,她上法院旁聽後的記事更是讓我印象深刻。令真曾提出一個問題,若一個少年生長在貧民區,有著酗酒的父親吸毒的母親跟不知道父親是誰的成串弟妹,當他一懂事就得靠自己力量搏鬥生存,當他因街頭暴力被帶到法庭時,我們,我們這群穿著熨燙整齊的套裝,受着良好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,到底有多少權力去判定他或她的過錯。
而我常引用的白石一文『この胸に深々と突き刺さる矢を抜け』書中也同樣地提出,我們考上名校找到好工作依靠的不僅是自己的努力,更有許多旁人的支持;而那些所謂社會邊緣人,我們是否太快為他們下了「不夠努力」的結論。
有點扯遠了,回到呂律師的『噬罪人』。呂律師的『噬罪人』讓我再次想起令真的文章,在現實生活中,我們往往不自禁地用簡易的對錯二分法去評斷社會事件。很多時候,我們只著眼在法律判決結果而忽略了背後血淋淋的人性糾結,或者誤認判決就是事件的終結而忘記了兩造接下來還有漫長的人生。『噬罪人』裡的故事,與其說是一個個的案例,倒不如說是人生的悲喜劇,提醒著我們善與惡的不絕對,提醒著我們追求更溫柔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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